高校“三公經費”公開近來有新的進展,據媒體報道,全國30所高校已陸續公佈去年“三公經費”,總額達6884.73萬元,其中浙江大學最高,達1107.8萬元,廣州體育學院則為零。如此大的落差使得高校“三公”話題成為輿論焦點,公開反映的是真實情況還是徹頭徹尾的敷衍,值得細究。
  相對而言,高校“三公”經費過去受到的關註較少,今年各大高校之所以公開這方面的信息,主要源自公益人士雷闖的努力,今年1月,公益人士雷闖向全國113所高校提交信息公開申請。各高校此後的回應差異較大,雷闖共收到40所高校的回覆,浙江大學等28所高校表示2012年度決算待主管部門批覆之後,將主動公開,但最終公開的為11所,有四所高校在回覆中明確拒絕公開“三公”經費。公開狀況大相徑庭,可見即使是註重聲望的高校,也可能排斥社會監督。這一狀況與高校的特殊性有關,不同於黨政機關,高校被劃入事業單位系列,而在當前的有關規定中,對事業單位三公經費的限制並無明確規定,這意味著,高校公開經費數據主要取決於自身的意願。
  意願尚難保障,和意願同樣重要的是標準問題。黨政機關“三公”經費公開各地儘管進度不同,但大體形成了統一規範。而事業單位“三公”經費公開則缺乏參照,這意味著,高校在公開“三公”經費過程中將遇到缺乏統一標準的問題:主要根據經費用途,即計算所有“三公”經費數額,還是從經費來源考究,計算財政撥款中的“三公”經費數額,若不統一標準,數據必然不具可比性。此次在公佈的數據中,出現高校“三公”經費為零的狀況,即是缺乏統一標準所致。
  到底該採取何種標準,與其通過協商,不如參照以往的經驗。公眾對“三公”經費的印象,顯然主要根據經費用途,若只是公開財政撥款中的“三公”經費數額,公開的意義難免要大打折扣,更優的選擇應是,凡是涉及“三公”領域的經費,都應公開。目前,在缺乏統一標準的情況下,高校“三公”經費公開亂象不可避免,像高校零“三公”經費這樣的現象,更不可能收穫公眾認同。
  當然,無論如何,高校公開“三公”經費是一個好的開始,尤其是在各高校腐敗現象陸續出現併成為公共話題的情況下。考慮到腐敗現象所涉及的無非都是權力和利益,從功利的角度看,公開“三公”經費或許是治理高校腐敗的有益探索。對於高校而言,公開“三公”經費無異於願意接受監督的表態,高校非凈土,在腐敗問題凸顯的當下,高校理應正視並積極做出表率。
  當初雷闖推動高校公開“三公”經費,高校腐敗現象並沒有受到今天這樣的重視,如今藉由高校反腐議題,公開行為更被寄予厚望。回頭看雷闖的這番作為,其價值顯而易見。過去社會監督主要集中在黨政機關“三公”消費,事業單位不可相提並論,但其行政色彩依舊濃厚,監督不該出現空白,高校此次公開“三公”經費,可謂破冰之舉,普通公民憑藉一己之力實現了此突破,且已達到一定的目的。接下來,雷闖可能還有後續行動,但若要實現更大的社會效應,則需要制度的跟進,現有的規定對高校財務信息公開只作原則要求,雷闖的行動若能促成統一的制度規範,於社會監督而言,無異於一種鼓舞。
  從個體行動到制度革新,過去的諸多制度變革都是因循這一路徑,在這期間,個體可能孤獨、無力,但從後續影響看,其作用不容忽視。雷闖的所作所為讓高校再次成為公共議題,“去行政化”呼聲已持續多年,如今借助高校“三公”數據,對比高校花多少錢致力於教學與科研,或許更能讀懂行政化的危害,讀懂當下中國大學的平庸與缺憾。  (原標題:[社論]從“三公”讀懂“行政化”的中國大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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